关于他人的痛苦和幸福

成为发生在另一个国家的灾难的旁观者，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经验，这种经验是由那些被称为新闻记者的专业性职业旅行家提供的，已累积了超过一个半世纪。如今，战争也成了客厅景观和声响。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我母亲因为严重的关节变形而行走不便，上网成了她每天的必修课，以下是某一天我和她网上聊天的内容：

我现在一边看电视，其实是听电视，一边玩电脑，也成了习惯了。
爸爸已经睡了，他一般八点左右睡，早上六点左右起身。他不太看电视，早上起来把开
水烧好，用电水壶烧的。
我一般九点左右睡觉。最近在用数码相机翻拍旧照片，这一做法，我觉得还比较有意义，
也在做的中间学一些照相的知识，追忆流逝的岁月，获得乐趣。
随着年迈，我们生活的难度也在增加，我开始体会到“难度”，是自那次开刀(注：她因乳腺癌动了手术)开始。爸爸有时短距离的还能走动，我除了去医院，最近一段时间不外出，在家活动活动，看看电脑，我现在的主要事情是千万注意不要让自己跌跤，管住自己，尽量少给自己和家人添麻烦。

末了她说：

我和爸爸运转正常，放心！

互报平安，这是我和她经常用的结束语。

我们住在不同的城市，我和她之间的联系，更多的是通过网络进行；通过网络和电视，她保持着和世界的联系。

关于电视和网络。我想起2005年的7月，我的诗人朋友Andrew Brewerton从英国发来的电子邮件：

I was in London last Thursday/Friday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last week's bomb incidents, and my hotel was within one of the police cordon areas. The street was closed, and I was escorted to the hotel by a police officer. In the hotel bar I was watching the BBC news reporter speaking to camera on the TV screen, and through the window I could see the back of same reporter talking to the BBC camera outside the hotel.

2007年1月2号早上，我和妻子在飞往曼谷的飞机上看到1月1号在当地6起连环爆炸案的报道。在曼谷的第二天，我们路过东部城区一个高级购物中心时，大批的警察封锁了现场，传闻附近的电话亭里有不明物体，疑是炸弹。

每天，太多关于暴力和痛苦的报道围绕着我们。

而由于个人生存经验的日益抽象，这些报道都好像成了餐厅里的背景音乐——对关于人类痛苦的报道如何作出反应，几乎成为一个日常生活的难题。

我们看到有人在打仗，有的房子被火烧，但我们只有力气烦心我们的背痛和青春痘。

台湾著名娱乐节目主持人蔡康永这样“娱乐”化我们的窘境：

我们看到别人踢足球，但我们自己瘫在沙发上。
我们见证各国人种在我们眼前抵死缠绵的恋爱，但我们自己好寂寞。
电视只是吉卜赛算命师桌上的水晶球。我们透过它看到一些别人的事，就这样。

别人的人生，就像，卡拉OK里唱的都是别人的歌。

如果说，通过媒体传达出来的欢乐总是变得显而易见的廉价和缺乏生命的启示——成了所谓的“娱乐新闻”，而苏珊·桑塔格指出：在富裕地区，新闻已经成为娱乐——那么，对关于痛苦的报道，如果我们不去漠视，那我们能做什么？

回到我母亲，我总是忘记：她每天所要忍受的身体疼痛，是我所难以想象的，因为她从不就此抱怨。只是在某个时刻，在自己因为感冒而浑身关节酸痛的时候，我才想到这种痛竟然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人常说，五味俱全才是生活。苦是生活的一部分。

从我母亲身上，我知道她总是在求生的意志中保持乐观，由此，痛苦和幸福，只在一念之间。
如果说，人类痛苦的经验在今天只是越来越多通过媒体的反映才被人们知悉和分享，而关于痛苦的报道正越来越多地只和收视率和眼球率有关，那么，同样，我们也远离了真正欢乐的经验，甚至忘记了痛苦和欢乐从来就是相互转化的。

没有谁能预先决定他人是痛苦的或幸福的。

现实，并不等同于媒体中的现实。现实是“现实”，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我们需要媒体眼中的世界，但并不意味着世界只存在于被反映出来的“媒体现实”中。

而触摸，感受和行动，才是重新和世界建立正常关系的途径。

“人，万物的尺度，通过我的嘴叙述，再以我自己的文字记录我的眼睛看到的事……” 这是切·格瓦拉(Che Guevara) “南美丛林日记”的第一句话，这些话将重新点燃了我们对风驰电掣般的感官生活的向往。尽管大众T恤上过多的格瓦拉头像以及以格瓦拉命名的餐厅、酒吧曾经倒了我们的胃口，但格瓦拉始终是那个在旅行和病痛的跌跌撞撞中不断成长起来的人，是那个将哲学命题和一碗汤那样的卑微愿望统一起来的人，是气喘的探险者和自己的掘墓人；是我们曾经的那个“我”——我们已逐渐忘记的那个敞开的“我”，直接的我。

而我们，在城市的公司和公司之间、公司所在的写字楼与写字楼之间，写字楼旁边的购物中心和购物中心之间，购物中心所陈列的商品和商品之间穿行，直到有一天，隔着玻璃幕墙从百米高处俯瞰芸芸众生，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自己生活的“旅游者”，和生活保持着不痛不痒的安全距离，而生命的意义就在这种视线中远离，我们的眼睛似乎渴望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但很快，这种冲动在日常安全的“旅游路线”上消逝了。

曾几何时，我们有过投身生活的强烈冲动。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一个朋友给我摘录了这段来自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的文字，他是昔日党报的新闻工作者，现在自由职业，这位朋友不愿透露姓名，也没有对这段文字发表任何评论，他是想藉此表达对昔日革命乌托邦的怀念和今天中国价值失落的批评，还是只想和我调侃一下？

正如基耶斯洛夫斯基(Kieslowski)所揭示的，在今天，讲述一个道德故事是多么的必要同时又是多么的困难。

在我的一个小说中，我塑造了一个导演的形象，这个挣扎在想象与现实冲突之间的导演说：“我觉得导演的处境就像是陷在沙发中享受做爱的人突然看到电视屏幕上患病孩子们的求救热线，生活中处处是隐喻，但真的要把它们说清楚就真的不容易，很多时候，由于自我、预算、享乐、向往，我们失去了行动的勇气。”

而同样的困惑毫无疑问也会延伸到虚拟生活中，因为这也是人所创造的世界。

最近一些更年轻的朋友在热烈讨论SECOND LITE，你可以在游戏中做许多与现实生活中可能或不可能的事情，比如吃饭、跳舞、购物、卡拉OK、开车、旅游、结交异性朋友、穿越海峡、购置房产等等，你可以随意设计自己的形象，选择性别和社会地位，有网上的货币Linden Dollar，这种虚拟货币还可以结算为真实货币，250 Linden Dollar兑换1美元，然后你可以通过网络虚拟的生活可以与全世界各地SECOND LITE的居民交流或者交易，这个“第二世界”与现实世界有着惊人相似的地方和密切的关联，我那个玩音乐的穷朋友向我炫耀他在SECOND LITE里开始购入土地，开始拥有虚拟货币，他认为SECOND LITE游戏不仅仅模拟了生活，而且让他去做了生活中无法做到的事情，他认为那才是真正的生活。于是，我也被如此种种吸引来到了SECOND LITE的主页，在那里为自己注册了一个新名字：CHINA TRACY，挑了一个中美混血模样的野性女郎，哈哈，我的SECOND LITE冒险之旅即将开始了，我首先看见我在SECOND LITE里飞翔了……

不奇怪，有那么多人正走入曹斐给我描述的“第二生活”中，但我想曹斐更清楚地知道，虚拟生活作为另一种现实正刺进艺术家们退缩的想象中，并逼使你对它作出回应。与此同时，我同样被郑国谷所说的所打动：游戏中人是不会死的，而现实中人会死的。

正是这种人生的一次性（没有重复的人生）和时间的不可回溯性(即使是在虚拟生活中!)让我着迷。
如果我们都同意：现有的城市并不是人类生活的终点，我们只是恰巧在这么一些时刻、这么一些地点，无数次地和世界遭遇，那么，我们也许将会看到那么一个时刻：

我看到夕光里急速收缩的田园，
就像小腿上红肿溃烂的伤口这两天的愈合。
明亮的窗户，人类炽热的忧郁症。
年轻的孕妇叉着腰在晾衣衫，
年老的夫妇相互搀扶着走过客厅。
而你藏身在九月的庇护下，从来没有新意。
  
我快速地记录：诗，一闪而逝。

这是诗人朋友凌越向我打开的那么一个时刻。我知道，此刻，他在广州一所为国家机器培养人才的学校里当着平常的教师，但谁知道呢，在内心深处激烈的涌动中，也许，每一个思想着的人都身处在日常生活的战场。

在一刹那，我看到快速的记录与现实的运动之间透明的关系，而这种透明，将像无形的阳光和空气一样包容痛苦和欢乐之间、我们与世界之间一切预设的鸿沟。

广州-维也纳
2007年2月

《勇敢新世界(Brave New Worlds)》，Walker Art Center，Minneapolis，2007, pp 225-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