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世模仿》的对话
胡昉访谈黄汉明（Ming Wong）

胡昉(以下简称HF)：我想从你为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新加坡国家馆所作的项目《一世模仿（Life of Imitation)》谈起。这个项目有一个很强的研究过程，而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对新加坡在“黄金时代”电影工业的兴趣，我想了解，从什么时候你开始了这个兴趣？是怎么样开始这个研究过程的？

黄汉明（英文名为：Ming Wong，以下简称MW）：这个可能是2005年，我在伦敦留了好几年了，差不多有十年了，后来我就有机会回去新加坡搞一个展览，所以，我就回去做一些研究，寻找一些主题。刚好我就遇到我的朋友Khairuddin Hori，他是马来人，是马来画家。我们就决定做一个双人展，而且是为了一个马来文化节做的。所以我就说我对P.RAMLEE很有兴趣，P.RAMLEE就是当时新加坡电影工业的代表人物，导演，演员，唱歌，写剧本，他都有做，他是那个“黄金时期”（1950和60年代）电影业的代表人物。
我从小的时候，记得看过他的戏，可是我自己不懂得马来语，所以我一开始就决定用P.RAMLEE作为我们研究的主题。然后我就跟这个朋友一起看老电影，新加坡拍的黑白电影，大多数都没有字幕。所以我就依靠他来翻译，不只是翻译，而且他是告诉我，每一部戏的故事。我是通过凯（Khai）发觉到这些电影对马来人的Community(社群)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他们在日常讲话的时候，时常会引用在电影中用的词。都是通过凯，我就可以了解到这些东西。我看这些电影，就好像我的朋友看这些电影，不是我自己看，是通过他的眼睛，他的记忆，来了解这些电影。
问题是现在大部分的戏都很难找到，很难看到了。因为一方面是马来回教community从50年代到现在有点改变，现在很多东西都被禁止了。

HF：这个想法是不是后来跟在《一世模仿》里的《马来四传》那个作品有直接的联系？因为《马来四传》在当时非常流行的马来语的电影里边，找到不同的片断，然后全部由你重新演绎。

MW：这个有直接联系。

HF：但《一世模仿》 这个项目呈现出更为丰富的整体，这个创作过程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MW：是这样的，因为我有这个机会来代表新加坡，而且这个又是做给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馆的，所以一个要求是，就是要能够代表新加坡，然后我就问我自己，新加坡是什么样的地方？我们要去提哪一方面的议题？我就想我们应该回去看历史，看看1950、60年代，就是新加坡独立之前的时代，当然那个时代是很活跃的，因为有很多活动，不同种族混在一起，在挣扎，去找出个人或国家的身份。
因为我是1970年代出生的，所以我就有这个内在的经历，通过我的父母的经验，我觉得部分的我是来自这个时代的，而且那个时代是一个纯粹的多文化，多种族的时代，非常纯粹，好像在电影工业里，那些制片人都是中国人，演员都是马来人，而且导演都是从印度来的。所以有这种很独特的特色，就是有不同种族的人在一起工作。

HF：有趣的是，在这个项目的研究过程里面，你们也找到了一个电影资料的私人收藏家。在现场的展览空间中，黄汉民的电影资料收藏在过道中形成了一个小的空间，有点像一个小的博物馆，也是整体空间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MW：对，这个收藏家叫黄汉民（Wong Han Min），跟我的名字差不多一样，只差一个字。我们真的很幸运。因为我跟这次新加坡馆的策划人邓富权（Tang Fu Kuen）讨论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这个人。后来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20多年所收藏的东西，真的是很棒，而且这对我的另外一个作品也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我到处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寻找这些老的戏院，还存在的这些建筑，去记录，去拍照。这些老戏院大多数都是改变成别的用途了，可是他们还保留着它本来的设计。

HF：同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你们邀请了画电影宣传画的，新加坡最老一代的画师专门做了电影海报的绘画。实际上，也是去看怎么样在当代艺术的context里面重新认识这些outside art创作的价值。

MW：对。梁俊德（Neo Chon Teck）是新加坡最老一代的电影海报画家，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HF：他今年多大？

MW：他快60多岁了。我在报纸上看过他的介绍。所以，我就告诉富权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人，所以我们就到处去问人家，最后找到了梁先生。我最初是邀请他画一幅海报，而且那个是一种合作。后来我们过去了威尼斯看地点，看到展览空间后，就开始想出另外的一个idea，打算邀请梁先生画多几幅画展在这个空间里面，把整个空间变成一个戏院大厅的感觉。结果，梁先生帮我们画了8幅海报，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画出8幅很大张的海报。

HF：一定给累坏了。

MW：对。

HF：你是怎样去选定了这些电影来作为重新演绎的对象？那里面有华语的《花样年华》、马来语的《马来四传》、英语的《一世模仿》？《一世模仿》本来就是这个电影的名字吗？还是这个名字是你赋予它的？

MW：它本来的英文名字叫Imitation of Life,可是我就把它转换到Life of Imitation,《模仿一世》就变成《一世模仿》了，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好莱坞剧情片，1959年出品的。我决定应该展出三个装置，一个是《马来四传》，是直接关于马来的，它是最早完成的，是早于这个项目就已经存在的，2005年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就想应该找出哪一样的戏来配《马来四传》，因为是威尼斯双年展，大多数的观众都是来自欧洲或者美国，所以他们大多数不懂得马来语，我就觉得，OK，我应该找出一个英语的一段片子。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好莱坞片，也是1960年代的，全部的东西都是关于1950、60年代的。然后呢，我就打算找一个东方的电影，因为《花样年华》是最受欢迎的，在全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东方电影。我我就这样想出有一个《马来四传》、一个东方电影，然后有一个典型的西方电影，而且三个都是关于50、60年代的。

HF：在对这些影像的重演上，你或者是邀请了其他演员，或者是你自己，来重演片断，但他们实际上都替换了电影中原来角色的身份，包括语言，种族、国别、甚至也包括性别。

MW：性别，还有年龄、国籍等等，对，全部的都是找一些相反的。

HF：在这种转换当中，你带入了一种批评的意义。

MW：对，他们都是outsiders,而且，他们对自己来说也是陌生人。

HF：这里面是否也直接涉及到对新加坡历史的思考，对一个在很短的历史时间内形成的一个国家，它怎么样在现代性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身份？

MW：新加坡可能是威尼斯双年展中最年轻的一个国家，四十多岁，而且新加坡一向来是什么东西都必须去模仿别的国家。这么多年来，他们的Role Models（榜样）一直在改变，有的是在模仿西方的，有的是在模仿东方的。我们是困惑的，新加坡的城市景观也在不停地变化，那些建筑都很新，旧的东西都完全看不到，我觉得这对人民的记忆有很大的影响，对自我身份的记忆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总是在变化，跟随，进步——你不知道这是否是真正的进步，这一切似乎都是和“成为他人”或“努力成为他人”有关，这也是在《一世模仿》我企图放进去的一些复杂的感受。

HF：有趣的是，当你在呈现整个空间时，一种新的可能性也被你表达了出来。我觉得穿行其中在这个展览空间，我们既直接面对了艺术家创作的影像装置作品，又不时和与此相关的资料和研究素材相遇，不时在社会、文化、艺术几个情境和“艺术内外”进进出出，空间联结起这些不同的层次，激发了我们对由当代艺术创作联接起社会文化议题的可能性的积极回应：如何面对我们生存的现实，如何面对历史，如何重新理解和保存我们的历史……

MW：是的。以前展出的时候，给人家看我作品的时候，我就时常要解释新加坡的情况，就是说要提起新加坡的历史，因为我是从这个时代里来的，必然要提起这些内容，可是大多数的人都不懂得新加坡的历史，这次展览就给我这个机会，去作这种表达；但同时，在现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任何人，不管你是从中国大陆，或者是美国、或者是欧洲，都置身在这种变化中，每个人都会问关于自我，关于这个世界，关于未来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展览激发了人们去想象某种新的可能性，展览也许成为激发人们探索头脑中正在思考的议题的一种模型。

发表于《艺术与投资》，2009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