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的大地艺术家？

说明：

这是Vitamin Creative Space为“大地，艺术：文化生态手册（Land, Art: A Cultural Ecology Handbook）” 出版计划而作的出版项目，旨在通过反思从发端于1960年代的大地艺术在今天艺术实践中的延伸和演变，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语境中来看当代艺术实践和土地及生态的关系，这个出版计划收入了当代艺术领域中具有影响的艺术家（包括Rirkrit Tiravanija, Francis Alys, Simon Starling, Thomas Hirschhorn等）以及不同艺术组织和机构的研究项目。

引子

我们关于中国土地和艺术关系的思考将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谁是中国的大地艺术家？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去寻找与西方艺术语境中对应的艺术家，而是借这个问题出发，去寻找中国的语境中的变异以及创造的可能性。从一种现代性到另一种现代性，土地是现代性的媒介，甚至驱动着社会的变化。今天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一切，也与此息息相关，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切，本身已经具有一种超现实的魅力。

与此相应，我们将版面的空间视为一种讨论的空间，通过邀请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个主题，从而使得话题延伸到不同的现实性中间。我们邀请了四位对话者参与这个纸上的论坛，他们分别是：冯原（建筑评论家，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姜珺（《城市中国》主编，下划线工作室创办人），郑国谷（艺术家，生活在阳江），储云（艺术家，生活在深圳和广州）。所有的议题都在胡昉和他们的MSN对话中展开，对话发生在2006年6月和7月间。

我们选择了《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这个画面开始进行我们的对话：1958年4月30日，广州市东郊的棠下生产合作社的农民社员激动地围绕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若干年后，著名的油画《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陈衍宁，1972年）就是以这个事件为蓝本，画中画有初夏的田野，红光满面的领袖正健步如飞行走在田埂路上，广东珠三角的农民正围绕着他，周围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而“今天，‘棠下’村早就被持续扩展的市区包围起来，而成了名符其实的城中村。岂止是棠下村，在珠三角地区，随着土地利益的重新划分，农村与城市的界线已经变得模糊不清。” （冯原、杨小彦在《金色的土改－珠三角：炫耀的社会学想象》）。

——胡昉　张巍

Part 1

土地与新国家形象

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土地的改造实际上是对社会的改造，对风景的改造实际上是对人的改造，新中国情境下的土地被浪漫化，成为新国家形象的视觉表现，并占据了现代革命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重心——建筑、文化评论家冯原（FY）和胡昉（HF）的对话将讨论革命乌托邦的实现中，暴力和美学的关系：

HF：在我的印象中，土地资源的政治性转换是关于中国社会的重要课题，也是你研究中相当关注的问题，我感兴趣的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怎样将土改等社会政治项目和一个新的国家形象的塑造联系起来，就像陈衍宁的那张画《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所反映的。

FY：这张画画于文革后期，实际上是描述1958年毛主席来广东的事，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也是毛主席要实现他的乌托邦之梦的时候。新中国之后，也就是土改完成之后，紧接着是毛主席重新改造中国农村的实践，这就是合作化一直到人民公社，最后导致大跃进的悲剧。土地问题，一直是毛的革命主义的核心问题，以他对中国历史的领悟来说，他确实是抓住了中国问题的要害，他有一个著名的表述，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整个毛的革命框架，基本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HF：有意思的是以土改为主题的艺术、文学在同步塑造新国家形象，这里面有一个现实和艺术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即乌托邦的实现不仅靠暴力，也靠美学。

FY：通过宣传，当然是文学和艺术工作者的包装，土改获得了一个正面的形象，问题在于，这正是整个革命意识形态施展能量的一个反映，不仅土改，几乎在任何问题都是如此，但土改却很有代表性。

HF：王世龙当年的照片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当时改造梯田的群众场面不亚于同时代的西方大地艺术作品，也许这就是在中国情境下的“大地艺术”？

FY：当然，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以政治驱动的“艺术”，这种艺术，由于创作者的巫术般的力量，能够调集千军万马，这种效果当然是西方大地艺术，行为艺术都不能相比的，而反过来说，这种艺术同时制造了大量的社会悲剧，而西方的大地艺术，行为艺术，并没有制造什么社会灾难，这是最大的区别，说到底，当一个社会被某个超人当成了艺术实验，这是最大的可悲，西方世界，自从三百年以来，都在寻找避免发生这种悲剧的制度，他们找到了，而我们没有。

HF：你觉得对土地的改造，对大地景观的改造和人的改造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同样的改造过程似乎也发生在今天的所谓都市化过程中，“大地换新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速度和方式？

FY：如果仔细分析，两种大地景观的改造还是有些不同点。毛的改造，所谓的改天换地，彻底地表现出他对自然和人的看法，人民，不过是供他实现自我理想的筹码，而对土地的改造，当然也是这种理想的实验田。

而今天的都市化进程，所表明的是在一个相对落后的旧政治体制内，对市场经济进步的一种追求，以及这种追求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性。我们要注意到，决定问题的是，政治权力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中国的都市一面倒地向着“空间宏大述事”方面发展，孙立平提出一个概念——中国是个断裂的社会，这种断裂，既表现在富裕阶层和赤贫阶层的对立上，也表现在相对宏伟的都市和相当落后的农村的对立上。

有一点还是要分清的，相比毛时代，今天确实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政治结构和策略，不过从本质上来说，政治仍然是决定一切的，这是中国问题的核心。仔细想想，毛时代的大地景观，今天的大地景观，难道不是对应着不同的政治策略吗？ 

Part 2

左右中国大地景观的力量

以都市化的名义进行土地的改造，是在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都市化过程中产生的，同样是一种运动，这次土地再次成为意识形态争夺的领地，都市化被浪漫为一种进步性和革命性。土地再次不可避免地成为视觉表达，只是这次，土地改造无法再被浪漫化，被浪漫的是都市理想——“城市中国”主编姜珺（JJ）和胡昉（HF）的对话将讨论在今天的中国，谁在左右大地景观的力量：

HF：让我们从这个问题开始：是不是今天，城市规划师更像大地艺术家？一些宏大的乌托邦式的想法在被冒险地实现，伴随着看不见和看得见的暴力？

JJ:今天中国的“大地艺术”不能完全“归功”于城市规划师。他们基本上只是笔而已，虽然这只笔习惯于以宏大的、可识别的形态和机械的数据工作，但谈到“艺术”，政府和开发商比他们要浪漫得多。

发给你一张迪拜的棕榈岛方案之一，和深圳有些关系，都叫“世界”，一个世界地图形状的人工群岛，这比深圳的“世界之窗”更浪漫吧。今天的城市意象比传统城市来得更直接，更外在，更适合媒体语言。

HF：甚至只有从空中才可以看到它完整的建筑形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在今天成为一个巨大的需要迅速被“他者”消费的对象，需要迅速被全球移动资本读解，所以“包装”成为重要的策略，我想，另一方面，这将涉及到城市意像创造力的问题，即哪些人决定了城市意像的创造力，谁是决定大地景观的力量？

JJ：中国的大地景观和中国的经济是平行的：政府主导、开发商介入、设计师只是服务商，人民是旁观的看客。在大地景观的全景图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种景观：政府的宏大叙事：高速公路、中轴线和广场；开发商的局部经营：百花齐放的楼盘，桃花源般的社区；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被人民自发改造的景观：大杂院、棚户区、城中村等等。

HF：比较之前的“农村土改”，到今天的“城市土改”，这种进步性的想像还是具有延续性。

JJ：政府的景观通常最可以识别，因为它的尺度巨大、形态简洁、有着居中为上的对称性，但这种对称性并不能掩饰城市在整体上的混乱，尤其是从空中看来；中轴线被徒劳地淹没在其它毫无章法的肌理之中。

HF：在一种超大结构之下的混乱一直是中国社会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征，也反映到城市空间景观中。

JJ：最近的“新农村”计划的核心问题就包括土改，一方面，要使务农的农民有田可耕；另一方面，要鼓励更多的农民进入到城镇和城市中，那些剥夺了他们耕地的地方。我在想：大地景观有没有可能以一种城市化之外的方式体现出来，几乎所有新兴的“大地艺术”都发生在被城市化的农田、被城市化的厂房、被城市化的的山头和海滨之中当年被极力普及的大寨县，事实上是一个被城市化的农村，当时的模式是：城市农村化，农村城市化，“愚公移山”最著名的案例则是发生在攀枝花，另外也包括成昆铁路。

HF：由权力主导的大地景观必须和现实的效益有关，所以，新农村计划和商业发展之后对所谓和谐社会的建造有关，一种新桃花源记？

JJ：新农村不过是新城市主义的一个延续，在地方政府层面的操作是一样的；新农村同样会出现大地景观，华西村就有很容易识别的大地景观：棋盘式的别墅群，还有万米长城和凯旋门，可以这么说，新农村计划＝rurbanization；通过更集约的土改平衡农、林、工、商的比例，同时强化单位面积的生产力。

HF：这确实非常有意思，我和冯原谈到了土改后所呈现的大地面貌变化，但实际上，在一个新的背景中，它又和都市空间联在了一起。　

JJ：由于新农村是以村落为基本单位进行改革，人口有限，管制方面，在缺乏有效的村民参与机制时，它的视觉景观可能比城市景观来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更有可能成为奇观。

HF：和对现代生活的超常想象。

JJ：可以想象，大量的新农村会以它们对城市的想象进行自我改造：农民别墅、农民高层公寓、村间高速公路、村民广场等，在中国的农民人口基数上，这个视觉上的变脸将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Part 3

违章“帝国”与土地公关

胡昉(HF) Vs. 郑国谷(ZGG)

郑国谷可在广东的一个边缘小城阳江，不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当代艺术作品，而且创造了可供持续发展的当代艺术生态。从2004年开始，郑国谷在阳江城郊买了一片近1万平方米的土地，开始他的“帝国时代”，现在，这个项目正在慢慢演化成他用生命和生活构筑的艺术项目。

HF：我想了解中国的土地现状和你“帝国时代”的关系：是不是不拥有土地就没法创造“帝国时代”？

ZGG：土地是跟农民私下里买的，在中国是不合法的，所以帝国现在是违章的帝国，我会一步步地把这个帝国合法化！哈哈哈．这个帝国也是一个公关的帝国，通过公关就会变成合法。

HF：什么样的公关，政府公关？

ZGG：“帝国”是一个时代，总会消失，但它保留了从违章到合法的印记，政府的各种部门的公关，国土局，规划设计院等等，始终会保留的，没有问题。

HF：是不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景观都要通过这个公关的过程？

ZGG：那当然了，没有关系根本不能拥有土地的开发权。

HF：所以不公关，帝国就不会出现。

ZGG：除非你在荒山野岭种菜就没有人管你，但一做建筑就有问题，“帝国”是一个理想，但在现实中不止“帝国”，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公关。

HF：从“帝国时代”，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景观的出现，也许可以把它叫作个人景观，而这样的景观在中国的政策中是没有空间的，我感兴趣的是你不仅违章，而且你还要把它合法化

ZGG：我要非转农，或者是新知识分子上山下乡。

HF：我记得“帝国时代”是一个电脑游戏的名字。

ZGG：但是“帝国时代”电脑游戏那里没有烧烤，我的帝国有。

Part 4

一个寄生的绿化项目

胡昉(HF) Vs. 储云(CY)

两棵树，以1米2的间距种在一起，分布在Siemens VDO (惠州)公司新厂区的办公区、生活区和生产区。这是储云为西门子公司的艺术项目"他们在这儿干什么(What are they doing here)"所作的作品《爱情》。它们分布在厂区的周围，看上去和珠三角普通的厂区绿化带有一点区别，但区别并不是那么大。储云将"爱情"视为和这个机器般的系统相对的另一种源泉，一种将分裂之物重新合二为一的媒介，他选择了和厂区的园林设计师合作，将这个作品寄生在现实的厂区绿化规划之内，因此，作品的实现过程乃至最终呈现方式都具有和日常事物相似的外表。它们生长着，进入人们的生活。

HF：在你参与西门子艺术项目的作品《爱》中，我感兴趣的你是寄生在政府或公司的绿化规划中，客观上造成了所谓的公共艺术，而作品的出发点，是完全个人的一个东西。

CY：对，土地早就是一个政治领域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是这块土地上的生存规则――以企业化生存作为唯一一种生存方式的竞争规则。绿化是对人的一种弥补，但这种弥补是虚假的，不可能真正重建人和环境的关系。

HF：在这个作品里，我感兴趣的是你对公司规划这种无形之物的概念性转换，而非对某种可视的物理材料（例如，土地，或厂房空间）的转换。

CY：真正对土地的占有，是意识形态上的，所以我没有直接使用土地作为材料。可能这是今天和那个时代大地艺术不一样的地方，例如，如果这两棵树种在野外，就没什么意义了

HF：是不是有另外的意义？只不过缺少应有的“政治性”？

CY：也许会有其它的意义，但毕竟不是我所考虑的。

HF：从这个作品中，我们也看到，微小的空间是怎么样介入一个看似宏大的系统的。

CY：也许这个系统本身是单调的，很多问题存在，只是人们太相信它的合理性了。

HF：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艺术家在一个充满悖论的情境下工作，而公共艺术项目恰恰集中反映了这种矛盾性，你觉得艺术家个人的工作应该在哪个层面上会介入这种现实？

CY：今天的艺术同样有全球化的种种问题，我们在其它领域感受到的问题，在艺术领域一样存在，在我看来，在艺术领域，“形象”正起着和经济政治领域的“资本”一样的作用，如果能摆脱材料和媒介的决定性，艺术的表达就会变得比较艰难，但更有意思。

《大地，艺术：文化生态手册（Land, Art: A Cultural Ecology Handbook）》， Max Andrews编辑, 英国皇家学会（RSA）和英格兰艺术协会(Arts Council England)联合出版，伦敦, 2006, pp.170-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