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移在不饱和的现代性与复合的超现代性
姜珺和胡昉的SKYPE对话


Jiang Jun:在起源于现代性的概念中,中国经验一直受到了忽略,而这种经验在前现代时期曾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比如文官政治,在中国的前现代时期是非常成熟的,后来被英国借鉴,移植到了香港;今天深圳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又借鉴了香港的模式,兜了一大圈。

Hu Fang:当我们谈现代性时,我们不仅仅是在谈一个历史的概念,而是如何去理解现在,并直接介入现在,在我看来,有意思的不是在殖民或后殖民,现代或后现代的框架上谈现代性,而是从中国社会去看现代化的过程中究竟怎样改造了生存的空间,即中国社会是如何适用并改造现代性的。

HF:我觉得适用性和灵活性是和中国文化特别容易嫁接的特征,或者说,我们更有意思的是去观察和探讨“潜现代性”怎么被中国社会显化为实用的“现代功能性”,其结果是一个“四不像”但异常适用的社会模式,并和世界接轨。

JJ:外来力量带来了现代性,虽然它在中国本来可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外来力量同时也破坏了这一进程,使之变成了突变式的革命;

JJ:在华夏文化的边缘地带(如珠三角),其文化边缘的区位一方面本能地保留其从中心文化继承而来的传统,同时它在治理上与中心的相对独立又能不断产生结构性的变革;而中心文化的特征是:它是一个文化输出的源头,因而具有很大的可变性,同时又难以产生彻底的变革.

HF:是的,在中国社会看似超常发展的轨迹中,实际上有着一种无奈,实现上八五新潮表面上激进,实际上一个很大的特征是回潮,即借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去做现代文化批判的工作,而这个一直在延续。

JJ:既有“礼失而求诸野”的盲目媚外。

HF:同时也一直有中学为体的核心。

HF:而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了,全球成了世俗化的社会,中国的政治,伦理,文化,经济问题也就和全球息息相关,现在是在一个超现代性的时段,它显然不是后现代,但是一个无法定义的时段。

JJ: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学”是被边缘化的;国人的意识形态被高度政治化了;注意到这个时期,大众是不崇洋甚至也不恐洋的,因为有意识形态做精神支柱。

HF:也是一个革命乌托邦的时期

JJ:但一旦这一支柱倒塌,媚外就以西式的理想主义和拜金主义展开了,而后者在90年代之后占了上风。

HF:但物欲和功利主义实际上也是儒家的一个传统,儒家的经世思想不时抬头,被适时转化成各式功利主义,并和消费主义奇特地结合在一起。

JJ:“中学”始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80年代初,它就像中药一样,无法像西学那样迅速地对人们的精神空洞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JJ:而儒家反对个人主义,而这正是90年代以后的中国症候。

HF:总的来说,90年代之后是个人的世俗欲望得到了彻底的抬头,欲望的解放和信仰的失落,构成了双重奏。

JJ:但“中学”又是持续的,即使它在短期内不显山露水,长期里依然会浮出海面,中学具有很强的普世精神;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支持的低成本的社会模式。

HF:有趣的是,基本上物欲化的消费主义在今天已经成了主流的价值观,但你还是感觉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潜力,它可以滋生出另外一种社会发展模式

JJ:在中国的语境下,中国不大可能走向简单的西式现代化模式;西式的“民有、民治、民享”,在中国将会是“官有、学治、民享”(或者是官督学办民享),其中“学治”很关键,上可为国家栋梁,下可为民间精英;今天在高层和民间都市场发生一些变化。

HF:但中国社会自现代化以来的社会分化还将继续存在和加剧?

JJ:过去27年是分化加剧的阶段,但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了,也不允许这样了,比如中国的重心已经由沿海的单中心走向包括西部、中部等的多中心,中国传统的治理模式中存在一个强大的地方社会,今天的改革事实是力图恢复这种传统。

HF:在城市空间发展,是不是也在应和你所说的模式:“官有地,建筑师治,市民享”。

JJ:应该是“规划师+建筑师治”,这个群体的素质正在提高,尤其是在逐渐强化的竞争环境中。由于中国今天的现代化主要建立在上世纪末住房制度改革之后的大规模城市化基础之上,空间集聚及其资源整合、消费组织的效率成为了宏观调节的杠杆之一,而规划师正是这一调节的重要参与者。

HF:我在今天的年轻艺术家实践中看到一种很有意思的个人理想主义,不同于盲目的集体乌托邦,是对主流消费意识形态的转化,在建筑师当中似乎也有出现,这种理想主义的价值实践性很强

JJ:今天的入世精神可以通过像建筑师这种实践来实现。

HF:马岩松是个很有意思的个案

JJ:他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在实现社会改造之前,先明确的争夺发言权,而这种发言权是通过消费体系来实现的,他的作品具有和时尚奢侈品相同的特征。而我怀疑的是:如果时尚具有对于消费社会时令性的“颠覆性”的话,他的作品是否真的能达到一种超越季节的分量。

JJ:这些年轻建筑师身上具有双重性:“中国牌”令国际好奇,“国际牌”令中国兴奋,这一“围城”逻辑恰恰表现了中国现代化的不饱和性,同时也给了包括张永和、马清运和马岩松等在内的一批有着双重背景的建筑师周旋于海内外的空间,这种周旋事实上也将成为下一代有着独立思维的中国建筑师的集体定位。

HF:你曾经谈到过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不饱和的现代化,即当现代化解构了弱势群体赖以生存的传统基层组织,而新社会却未有建立起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之前,没有足够独立生存能力的个人,将不得不回溯到传统的体系以寻求相互庇护和自我保护;而现代化所必依赖的契约基础和法治环境不健全,同样令前现代中国遗产中的“人治”、“人情”和“关系”继续在政府和企业发生效力。而我们生活在这种”不饱和性“的现代化和全球媒体影响下的超现代性中,似乎每一个有意思的创作个体都带有这种复合性。

HF:例如,在马岩松的创作中,既有象征退隐的金鱼缸,又有激进的北京浮岛计划,既有入世的情怀,又有出世的暗示,既有江湖,又有超现实,是不是这就是创作个体在中国情境中的活力。

HF:杨福东的作品《竹林七贤》也有这种不饱和性中的精神饱满性。

JJ:我个人认为“精神饱满性”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有着藕断丝连的连续性。

HF:它和个人生活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上的集体性遭遇好像有关。

HF:是不是对前现代性遗产的转化?

JJ:比如我们通过干休所、文工团和疗养院发展起来的“度假”概念,有着浓烈的寄情山水色彩。

HF:以及新农村的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口号。

JJ:中国传统社会的自由和开放之处在于:人们可以选择在入世进退自如,儒与道之间相对地进退自如,但在科举制废止之后,由于地方组织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通道被缩小了,在田园和城市之间的进退变得很被动,人们不得不更加依赖城市。

HF:中国社会渡过精神危机时会有一种综合的方式,,似乎一切适应现实的行为只是为了促成日常生活某种千古不变的修行:向前一步前程似锦,退后一步海阔天空;出世和入世依时替换,黑猫和白猫兼容并蓄,山水和城市和谐无间,矛盾在对立统一中轻轻瓦解。

JJ:“新农村”事实上是力图通过反哺的方式还原这一传统,因为精神上这两个世界中(田园和城市)都有被经典描绘的境界,都有先人的典范,能够真正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出入的人,就自由了。

HF:而在城市内部,所谓的“山水楼盘”,“流水别墅”也在趋于意境销售,在中国人看来,自由从来不是超越于世俗的另一个世界,而是在于即时的快乐,也就成为全民大狂欢的精神基础。

JJ:像我父母这一代在厂矿里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工人阶级,他们在家中的阳台上都有一个自己营造的小世界,大都是假山、盆景和植物,有时候还在花盆中种点菜,有时候可以一个下午都在把玩这些不成气候、对他们却弥足珍贵的小东西,可以完全沉浸进去。

HF:公司办公室的环境也已经“绿化”和“标准化”了,想想有趣,从小时候父母窗前陶冶性情的小植物到现在标准的公司环境“人性化”,宜家(IKEA)也有植物专区,艺术家JUN YANG的一个艺术项目“A Better Tomorrow”对此做过研究。

JJ:90年代后这一代人大都集体下岗了,生活对他们很沉重,但也能够在最后自家阳台的“后院”和“自留地”上得到一点解脱。

HF:中国人总能找到活着的办法和解脱之道。

HF:曹斐的RMBCITY是关于中国未来的娱乐化,即人造景观成为主题公园,也有园林的“意趣”,郑国谷就更绝,就在非法买来的农民地里修建他的帝国,也是园林风格的。

JJ:郑国谷在阳江的生活给我印象很深,他用了一些当代的材料和语言进入了文人境界,看上去很垃圾,却有着文人生活的内在性。

JJ:中国的前现代性是低成本的,主张自主和自给自足;很多乐趣来自于对“物”的反复把玩,入境和忘情,而这和消费社会的汰旧规则是格格不入的。

HF:《城市中国》(Urban China)曾对前现代性的乡村建设模式、地方组织模式和知识生产模式、以及这些模式作为“遗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而展开了讨论,特别提到了如何将前现代性遗产转化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积极要素,很有意思。

JJ:根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概念超越东方的前现代性的关键,在于它的社会关系建构不再依赖血缘和身份,而血缘和身份在中国也是在分解之中,但更重要的是它在以另一种方式重组,有趣的是,郑国谷在进入艺术事件时,就像一个包工头带着自己的乡亲,牵家带口地全上了;他重视乡籍亲缘远胜过艺术圈的业缘。

HF:郑国谷通过当代艺术的创作他重新联结了这些业已崩溃的传统关系,而曹斐以China Tracy的化身重组了血缘和身份的话题,RMB CITY更是曹斐以China Tracy的名义在SECOND LIFE里面作的一个新城,是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空间拼图,你怎样看待拼贴这种混合模式,是不是混合型的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反映。

JJ:混合模式,或者国际潮流+中国特色在当下特定语境下的结合,的确是转型时期中国的一个必然过程,但并不是说RMB CITY就是复制了这一过程。

HF:当然,它更多的是从艺术家个体角度的一种体验式的反映,带有轻松戏谑的成份,比较有意思的是它将在SL里面植入这样一个“中国城”

JJ:我们观察今天的中国城市化,尽管其结果有时体现出强烈的超现实性和荒诞,但深入分析往往能够找到其中的系统成因。

HF:是的,中国城市化的现实本身带有超现实性,但却是由适用性和灵活的生存哲学支撑着,它是一种生长中的奇观,但不是为了满足理论上的需要,在RMB CITY和现实城市的发展中,你觉得最终会有联结点吗?

JJ:我个人依然相信:尽管艺术在挖掘现实,但现实的速度、质量和重量通常都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超越艺术。

HF:现实的重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太重,太不可回溯,而艺术是在寄生中不断转换出悬而未决的空间, 而这,将使我们重新思考空间生产的多种可能性上,有趣的是,在今天,任何一种空间生产的模式都带来相应的经济模式。

JJ:艺术的作用在于创造性地临摹现实,但今天的现实的信息化程度,足以产生了多样性的“自我临摹”;未来的艺术家将不得不成为现实中的某种专家(从政客到黑客),才能进行更深度的艺术创作。

HF:今天,艺术创作的力量在于是其能否提出转换性方案,即它所带出的转换的可能性,一个地产商可以成为艺术家,艺术家也可以成为地产商。

JJ:也就是有修改定义和潜规则的能力。

HF:个体始终在动态中调整着与时代的关系,而这更需要我们摆脱预设的框架去直接进入一个现实中的当代中国。

 

ARTiT,东京,2008年冬/春号,pp.104-109